1.开头语

中国已经无处不在。2009年第二季度7.9%的经济增长率和最快从经济危机中复苏的事实，使得世界各地都在热烈讨论中国的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和策略。美国也一改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我行我素的单边作风，积极探索与世界和解共赢的模式，为此，出现了G20代替G8的倾向，而其中尤以美中两国的G2为轴心。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一债权国，颇有要成为美国的“主要银行”的架势，中日对于美国的意义的逆转就不言而喻了。不过，本文不想探讨日本为什么不能“雄起”，主要想分析中国崛起的背景和崛起能持续到什么时候。

 中国的崛起绝不是朝夕之间成就起来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和精心构造的结果。回过头来冷静的分析，中国这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远远超越了日本的战后复兴和称之为“汉江奇迹”的韩国经济发展，甚至可以称之为一轮“空前绝后”的、全球规模的大发展。只要看一看中国的经济指标，就可以充分理解这个大发展的辉煌程度。

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二年的1979年到2006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7%，而从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1992年到2006年的经济增长率更是达到了年均10.1%的水平。2006年中国的CDP为26446亿美元，位列全球第四。中国的GDP在1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三级跳，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从贸易的角度来看，进出口贸易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0%，2006年的出口总额达到2499亿美元。1999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还屈尊于韩国和瑞士之后位列全球第14位，到2004年就把这些前辈远远甩在身后，进入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三极”之列。1996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和日本一起站上了亿吨的台阶，然而仅仅10年时间，中国的粗钢产量已经突破五亿吨。粗钢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但中国的故事远不止于此。中国在以下工业制品中的产量都位居世界第一：铝、铅、亚铅、锡、摩托车、电视、DVD播放机、手机、汽车音响、电脑、冰箱、洗衣机、化肥、棉织物、毛织物、绢织物、合成纤维、水泥、啤酒等。其中电脑的产量占全球产量的85%，这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占有率和5亿吨的粗钢年产量很形象的描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性格。用“世界工厂”来形容中国现状是再合适不过了。

另一方面，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各种社会差异的扩大和环境恶化也相当惊人。与实体经济相比，金融经济的发展滞后许多。这些课题都是今后中国必须要面对的，本文无意为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歌功颂德，自然不会忽略了经济发展背后的阴暗面，而是试图通过厘清经济发展背后的机理，进一步探索解决这些称之为“阴暗面”问题的路径。实际上，无论是贫富差距问题还是环境问题，抑或是金融经济的失衡，都是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显露出来的，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迄今无他例可循，不解开其中蕴藏的机理就无法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处方。而要解开其中的机理，就不能被众多的现象所迷惑，要具有大胆的超宏观的视野。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1980年代还处在人均GDP最贫困国家行列的中国，如何实现了大规模且高速的经济发展的，这是问题的本质。本篇的目的是试图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进行考察和验证，进一步提出大胆的设想。

2.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和邓小平的新组合

根据熊彼特的经济发展模式理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正是创造性破坏和新组合（即创新）。熊彼特理论中的创造性破坏指的是，通过创造新事物来消灭旧事物。按这个解释，毛泽东确实在政治上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破坏了中国的旧有的政治体制，与这个理论是相符的。但是在经济上，毛泽东并没有什么创举，甚至可以说只有破坏，而这个破坏却给后来者邓小平的建设=新组合提供了可能。因此，严格的说是颠倒了熊彼特理论中创造性破坏的发生顺序。可能多数人会误解作者的意思，我需要稍加说明。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被毛泽东彻底破坏之后，由原来的产业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带来的，只不过发展过程中融入了邓小平独特的手法。伴随着20世纪末发生的IT革命、金融革命和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从产业资本主义经济向后产业资本主义经济转移，这个过程中，中国并没有诞生能够匹敌美国IT革命的信息技术。只是中国恰到好处地承接了发达国家在转型过程中转移出来的产业资本主义的主体。

最近出版的文献资料，披露了毛泽东执政时期对于经济的破坏程度。毛泽东推行的大跃进运动完全忽视了经济学的基本常识，造成了数以百万计人口因缺粮而饿死。文化大革命虽然是政治运动，但也造成了人民的巨大牺牲。即使如果，中国人民还是把毛泽东的画像挂在天安门城楼加以敬仰，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国民国家-新中国。直到19世纪初，中国还是一个占世界财富30%-40%的大帝国，但这样的大帝国在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侵略中不得不卑躬屈膝，就因为当时的中国不是国民国家。孙中山先生矢志要将旧中国改造为国民国家，不幸壮志未酬身先死，之后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但没有成功，最后还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建立了统一的新中国。但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统一国家，却不是国民国家。

建国后，毛泽东一系列的错误政策把中国推上了国民国家的行列。当然这是人们对于历史的一种解释。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彻底破坏，也不会有中国的现代化，即资本主义的萌芽。当然，如果历史仅仅停留在破坏的阶段，那就是人类的大悲剧了。幸运的是，毛泽东之后，中国出现了邓小平这位杰出的天才人物。毛泽东和邓小平一起实践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和新组合（即创新）”的经济理论。接下来我们看看邓小平的创造才能。

“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在理论斗争的年代，恐怕没有更贴切易懂的语言来概括经济发展的真谛了。邓小平不但提出了“黑猫白猫论”，还设立了深圳经济特区，并投入了全国精选的英才和大量的资金，还有国外的先进技术，来实验经济发展的模式。现在的人看来似乎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是不要忘了在当时中国是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批评苏联是“修正主义”。在这样的社会主义氛围中创设一个资本主义结晶的经济特区，需要多大的勇气是可想而知的。

实验获得了巨大成功，向全体中国人民展示了“能抓住老鼠”的发展经济的具体模式。它解决了一个存在问题，也就是说在某种发展模式还不确定的阶段，如果能提供一种模型来证明它是可行的，那么发展将会加速，原因是有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模型之后，就可以进行模仿复制。1983年，邓小平出访新加坡，深深触动于新加坡的繁荣，在会见李光耀时感叹道，“华人完全有能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其实在那个时候在邓小平的脑子里就开始有了经济特区的构想。深圳被证明是成功的发展经济的模式，后来这一模式以经济特区、开发特区的名义从大城市周边向全国各地扩展，20年之后，除了农村之外，全中国都变成了“特区”。这个模式的成型和随后的加速度式的普及，成为了邓小平“魔术”中最重要的部分。看看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创设的《角荣模式》的威力，就可以理解模式成型和复制的方法论具有多大的威力。日本的公营事业的私有化模式在当时确实实现了“整体最佳”的效果，但之后愈演愈烈的腐败风使得利益分化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就变成“部分最优”了，其影响至今未消。日本现在的公营事业对经济整体的影响很小就源自于此。

但是，“邓小平魔术”并未止步于此。让我们看看邓小平如何巧妙设计获取资本主义（名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还是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的。资本主义的原理非常简单，就是“资本生利”。利润增强资本，增强后的资本又会产生更大的利润，这样循环往复的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就是经济发展的轨迹。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原始资本（外汇）的积累是很困难的，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无法跨越这一鸿沟。要赚取外汇就必须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并出口到国外，因此必须具备现代化的工厂。现代化的工厂建设离不开资金，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这些资本金，所以需要引进外资。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外汇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一般情况下，即使工厂开工也不能马上换回外汇。但是中国却在“转瞬间”就赚到了外汇，而且是真金白银的现钞。

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此相呼应，中国政府开始销售上海等中心城市的土地的“长期使用权”，交易形式是现金（外汇）。这个“魔术”的创意在于，政府出售的不是土地本身，而是土地的使用权。外国资本租借到的不是远离城市的工业用地或风景度假区，是城市商业地带的中心区，换句话说就是实现了“从零到巨额的信用创造”，这是多么绝妙的点子啊！以后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来看，购买使用权对于买方而言，无异于买到中大奖的彩票。但是，当时具有这样的慧眼的只有华侨。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华侨的贡献，在其它的章节将具体描述华侨的贡献。

获得使用权的华侨开始在大城市的中心区域建筑高楼大厦。当初对于中国的“信用供应”持半信半疑态度的欧美资本也被华侨的举动诱发出来了。1997年香港回归对于中国的融资活动是一个小挫折。当时，外界对于香港会以何种方式回归，回归以后是否还能保持现状等都高度担忧，很多香港人选择“暂避”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但是，令这些人“失望”的是，他们所担心的事一件都没有发生，香港回归实现了平稳交接。至此，醒悟过来的欧美资本才开始“杀入”中国。于是，中国在转瞬之间获得了巨额的外汇，并一直保持增长的势头，终于到2007年一举超越日本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2008年7月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1.8万亿美元之巨。

这个“魔术”里包含影响日后中国发展最重要的两个要素。一个要素是土地国有化，政府可以任意使用；另一个要素是政府可以销售带期限的土地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这两个关键要素除了新加坡和越南外，世界上其它国家都很难具备，正是具备了这两个要素，中国实现了快速且大规模的现代化。中国的土地国有化是在毛泽东的数次破坏和中国人民巨大牺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这个要素，邓小平也不可能实现他的魔术。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两个要素究竟有多大的威力。

3.把整体最佳变成可能的社会系统

即使资金到位，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马上就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各种社会设施建设是摆在眼前的一个障碍。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工厂建设用地那么简单，还有港口、机场、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电力、城市燃气、燃油供应等能源设施，电信、电话、无线等信息通信设施，还有劳动者生活必需的生活设施等庞大的设施建设。其中构成经济发展瓶颈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首当其冲，但中国以任何发达国家都不曾有过的速度和规模推进了基础设施建设。这里面起决定作用的是，要优先解决困扰经济发展的重点难题，也就是说要从“整体最佳”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在这一点上，一党专政的中国提交的成绩单远远超越了任何发达国家。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疑问，共产党和资本主义怎么就能结合在一起呢？但是，暂且撇下共产党不言，专制政权和资本主义的结合，从世界历史来看都具备良好的匹配性。

·在德国纳粹独裁政权的初期，被希特勒授予全权的德国国立银行总裁H.G.Hjalmar.Schacht以铁腕手段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很快就把德国经济从通货紧缩和低迷的泥潭中拉了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经济增长的很多记录至今未破。

·日本的高度经济增长实质上也是自民党的长期稳定政权支撑的。

·新加坡的现代化是李光耀的独裁政权下实现的。

·韩国的朴正煕政权内的“汉江奇迹”也如出一辙。

也就是说，独裁政权能够使一国的经济政策实现“整体最佳”，如果指导得当就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熊彼特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中阐述，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资本参与者逐渐衰落，所以资本主义终究要走向没落，那么倒过来说，如果资本参与者很强大，资本主义就会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的操盘手是经营者，而经营者专注于企业的经营，对于社会整体的经营亦即政治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所以，在政治领域需要有支持者。独裁政权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因即在于此。

  中国共产党拥有让上述任何独裁政权都羡慕的“特色”，即土地的国有化。在独裁政权通往“整体最佳”的道路上，土地私有制是很大的制约。无论是三峡大坝的建设还是南水北调工程，如果土地不归国家所有都不可能顺利实现。仅三峡大坝建设迁移的人口就达200万，如果土地归私人所有，光搬迁的说服工作就不知要花多少年。想想当年日本为了建设成田机场花费了多少心血，就能理解土地国有化在促进“整体最佳”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4.土地国有化促进资本的高效运转

毛泽东带来的土地国有化的恩惠不仅于此，中国的土地使用费全部上缴国库，使得巨额资本的高速运转成为可能。只要和日本的状况比较一下，就可以理解“巨额资本的高效运转”有多大的威力。日本在19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后就进入长期的经济低迷期，消费和投资长期不振，就是因为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缺少可支配收入。在日本，土地使用费和租金都非常高，企业和个人所得中的大部分都分配给了土地支出，而收取巨额使用费和租金的地权阶层很少消费或投资，尤其是振兴产业的投资。他们通常的做法是把获得的收入用于储蓄或者购买新的土地，而新的土地购买行为又会刺激地价上涨，这意味着没有土地的企业或个人增加收入都成问题，更不用提增加可支配收入了。地权阶层可以享受免征或少征的税收优惠，还利用各种方法节税。在日本，国库收入和地租收入相比有天壤之别，而国库资金的使用也未必能遵循整体最佳的原则，大部分都消耗在垂直行政和“角荣模式”主导下对经济发展几乎毫无贡献的“部分最优”中去了。

在中国，地租收入直接上缴国库之后由政府主导输入到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最需要的领域和项目中，也就是说实现了“整体最佳”，这直接孕育了加速度式的良性循环。北京和天津之间的高速公路就是其中一例。天津称之为北京的“外港”，而京津之间交通的不畅已经成为当时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媲美美国洲际高速公路的京津唐高速公路建成之后，京津两大都市的发展犹如快马加鞭。巨额的土地使用费和产业活化带来的法人税源源不断流入国库，这些资金又进一步完善了两个城市的社会设施。也就是说这个循环就是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大规模的经济发展。

5.全球化、IT革命、金融革命的机遇

1989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世界冷战结束了。随后，我们迎来了IT革命、金融革命和全球化同步推进的大变革时代。苏联瓦解之后，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全球强行推进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全球化。俄罗斯、日本和多数发展中国家毫无选择地卷入这波全球化大潮中，有些因此陷入长期经济低迷、振兴乏术的困境。然而中国却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充分享受到了这场变革带来的机遇。“强势政府”可以拒绝国际化过程中对本国不利的全部条件，只接受对本国有力的条件。所谓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是重要的因素，贸易的自由化给中国提供了庞大的全球市场，另一方面也为被称之为“阿基里斯键”（即致命弱点）的产业调整提供了国际资源。冷战期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制裁被撤销之后，中国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采购到本国急需的所有商品。前苏联曾经深陷“工厂完工却无法开工”的窘境，其原因就在于产业关联性差导致自身无法提供本国所需的所有的零件和材料，而中国从这样的境况中解放出来了。

全球化同时也让中国的出口搭上了顺风车。基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使得世界向两极分化。在日本，1990年代是“下岗”很流行的年代，企业在裁员之后，更多的录用临时工或合同工等来削减人力成本。从社会整体来看，出现了大量的低收入的消费者，这些人群对价格低廉的白色家电、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很大。正是有了这些两极分化中的低收入人群的大力支持，中国产的廉价产品才能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廉价的中国产品给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发达国家不得不进行产业升级，从产业资本主义向后产业资本主义过渡，中国在产业领域的优势更是有增无减。

另一方面，资本的自由化促使资金像浪潮般地从发达国家涌向中国，这些投入中国的资金把中国建设成了“世界工厂”。中国产计算机的全球份额已经达到了85%，这个“吓死人”的数字足以说明一切。而且这些工厂都是利用最先端的技术建设起来的超现代化工厂，IT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不言自明。IT革命不仅仅给中国提供了计算机或手机的组装产业。IT化使得原本需要高度熟练工的产业，现在只需要能操作电脑就可以运作大型的工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省略了固定电话设施建设，直接导入移动电话系统，节省了巨大的设施成本。

导入外资还给中国带来了另外一个有利的要素，即减轻了与美国的贸易摩擦。过去日本随着经济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纺织、钢铁、半导体、汽车等产品大量出口美国，引发了日美之间深刻的贸易摩擦。而由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公司投资的工厂，美国政府内存在一股抑制贸易摩擦的势力。

金融革命使得低成本的资金调配成为可能。1990年代，邻国日本陷入金融危机之中，政府不得不降低基准利率以救助金融机构，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下降到接近零的标准，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实质意义上的零利率使得金融市场上的巨额资金流入中国资本市场，这也是自然现象。然而，强势的中国政府严禁热钱，即短期的投机资金流入境内。所以，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比其它任何亚洲国家都更好地抵御了危机的冲击。

综上所述，冷战结束以后发生的IT革命、金融革命、全球化等无不给中国的发展送来了东风。中国在这股浪潮中的弄潮本领和良好的运气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6.华侨的贡献和教育立国

前面已经论述过，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华侨的贡献。华侨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包含直接投资在内的资金供给，②信息的提供，特别是称之为产业软件的网络供应，③经营人员派遣，④外交斡旋和缓冲作用，⑤构筑了教育立国的基础。以上①~④项已经广为人知，在此省略带过，本文着重说明还不太为人知的第⑤项。

日本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政府为了加速实现现代化，从微薄的财政收入中拿出预算派遣大量留学生出国深造，并花重金从国外聘请优秀的教师和技术专家，致力于教育立国建设。这些努力后来都结出了丰厚的果实，开辟了之后的工业立国、贸易立国、技术立国的道路。中国现在走的路几乎与日本当年如出一辙。但不同的是，构筑中国的教育立国基础的是一群致力报国的华侨。举个例子，华侨陈嘉康年轻时代就远渡东南亚，后经营橡胶种植园获得成功。成功之后的陈嘉康从1884年开始投资于祖国大陆的教育事业，先后设立了“祠斋学塾”、厦门大学等。特别是建立于1912年的厦门大学，陈嘉康连续16年以一己之力支持这所拥有20个院系的大学，这个可以称之为奇迹的功绩至今还为中国社会、华侨社会所称道。

由华侨奠定基础的教育立国理念，被后来的中国政府继承。从2000年到2007年的7年间，中国派遣的海外留学生超过70万人，其中的大半都在美国留学。中国的这个教育政策，取得了绝佳的效果。一大群年轻气盛的优秀精英，留学于IT革命、金融革命、全球化的大变革之后处于全新环境的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学成之后把把学习成果原封不动带回国，很快受到提拔，在重要岗位上施展拳脚。一般来说，即使学有所成回国之后要想大展身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原因在于，无论哪个国家都存在传统主义或保守势力，这些都会构成抵抗势力阻碍改革的推进。在日本也有企业派遣出去的优秀员工学习了先进的管理，拿到MBA学位归国后，受到企业里的后进势力的层层阻碍，失望之余辞去职务，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但在中国，同是学成归国的留学精英，却能如入无人之境似的大手笔推动改革。说起来这还是毛泽东的遗产之一。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旧势力”一扫无遗。可以说当时中国的知识体系陷入了空洞化的境地，所以上述的抵抗势力基本不存在。重要的是，填补这些“空洞”的正是学习了IT革命、金融革命、全球化等新潮流的年轻学子。在日本，实现战后复兴的也正是30~40岁的经营者。中国甩开那些还在乘坐老旧巴士的发达国家，和美国一起搭上了崭新的高速巴士。

另一方面，给予这些留学精英实践锻炼的是华侨经营者。资本主义的操盘手是企业和企业经营者，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华侨经营者，华侨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功劳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外国掌握了先进理论的精英们，直接接受在现实的经营活动中锤炼出来的经营者的真经传授，进一步扩大再生产，中国就这样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7.中美关系

过去，凡是与美国关系友好的国家都繁荣发展，而与美国处于敌对关系的国家全部衰退。这与其说是20世纪的教训不如说是历史事实。据说邓小平也经常把这种说法挂在嘴边。所以，邓小平掌握实权之后，下了很大的功夫发展和维持对美友好关系。

前章已经论述过，全球化、金融革命、IT革命全部由美国发起，其它国家不管愿意与否都被卷入其中，但是只有中国完美融入，并大获其益。看看中国的资产负债表就知道，中国在贸易中赚得的巨额外汇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另一方面又导入美国民间资本振兴产业，形成了双向投资的格局。美国利用中国的投资对冲了对华贸易中的巨额赤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的资产负债表都呈畸形状态，但是如果把中美两国的资产负债表连结起来，就会发现它们具有良好的平衡性。所以，说冷战后结束后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处于互补的蜜月状态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邓小平实现了他的梦想。

但是这个蜜月关系是否可以延续呢？说起来好笑，美国这个国家具有孩子般善变的性格，当自己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时会很宽容大度，但一旦自己的优势不复存在时，就会突然变得很冷淡。随着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美国的态度发生变化也不是不可想象的事。

8.中国的资本主义精神

最后，我们来分析中国的快速、大规模经济发展背后的国家精神。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论述，资本主义的产生离不开资本、技术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发展已经是事实，所以毫无疑问中国具有资本主义的精神，那么中国的资本主义精神来自何方呢？至少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公社的生产效率低下和目的合理性的弊端在过去是普遍存在的。但为何邓小平的那只“猫”一出来，全国人民一下就醒悟过来了呢?要解开这个命题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这里可以推测的影响因素是全体中国人（含海外华人）心中深埋的高傲的民族自尊。19世纪初期还占有世界GDP三分之一的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屈尊于欧美列强的铁蹄之下，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即中华思想）转化成为一种情结，在全体国人心中挥之不去。毛泽东创立新中国极大的提振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但这只是昙花一现，之后数度的经济政策的失败又使得刚刚高涨的民族情绪又沉沦下去，最终被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打得落花流水！随着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也被“开放”了。中华思想的伦理代替了新教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的精神。

总结

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奇迹背后有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国民性的合力作用。在毛泽东的彻底破坏之后，邓小平创立了“经济特区”并在全国推广这一模式，加之“强势政府”集中精力实现“整体最佳”，中国实现了大规模且加速度式的经济腾飞。华侨的贡献功不可没，在教育立国的基础建设中成长起来的时代精英正好赶上了IT革命、金融革命和全球化的东风，长久压抑的民族自尊在邓小平领导的现代化过程中蓬勃绽放，全国上下官民一心推进现代化建设，并最终在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第一阶段的成果。这样的道路进程是符合规律的，和被称之为奇迹的日本的战后复兴、经济超速成长时代的进程类似。除了一个要素之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扎扎实实地把该干的事情干了。这个例外的要素就是“土地国有化”。

中国今后的走向是全世界都关注的话题。中国在世界的存在感越来越强烈，连美国也不敢大意。但是中国的信息公开程度相比发达国家既不确定还很模糊，所以各国政府和智库都为预测中国的未来而绞尽脑汁。因此，获取详细而准确的信息进行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同时通过到手的信息进行宏观的分析，进而提出大胆的假设再进一步验证的方法也很重要。

如果中国爆发了损害中国现代化基石的“土地国有化”的事态的话，那么中国的未来的警钟将敲响。不过，据传最近地方政府势力急剧膨胀，经常违抗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加之贪污横行，有迹象表明迄今为止整体上保持了健全的经济发展的中国的发展机制正在被破坏。在“土地国有化”这个巨大的平台上，如果作为国家的“整体最佳”不能达成，走向国家财富分散、增长停滞的“部分最优”的话，国家资本主义就会从内部瓦解。中国不可能永远保持10%的增长率，经济增长的脚步总有放缓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以“中国泡沫崩溃”的硬着陆形式，还是以各种矛盾冲突的逐渐消解的软着陆形式来临，就要看中国政府的手腕了。不过，至少从本文的论点出发，作者预测只要中国还能持续实现“整体最佳”，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还能持续较长的时间。